杜乐勋：按照需求方，也就是社会大众的服务要求分类，医疗服务可以分为基本医疗服务、保险医疗服务和特需医疗服务三类。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承担兜底的责任；保险医疗服务由雇主和员工缴纳；特需医疗服务则由居民个人负担。

与此相适应，在医疗服务的提供方也应建立三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公益性非营利医疗机构主要提供保险医疗服务；经营性医疗机构主要提供特需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一般不得提供特需医疗服务；公益性医疗机构必须承担规定数量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才能取得免税资格；经营性医疗机构可以不承担规定数量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但是，不论是否分红均需按章缴纳各种税收。

同时，在公立医院中，如果有的医院不愿承担规定数量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而是希望提供特需医疗服务，那么可以改制成为经营性国有医院。中央文件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所以，公立医院和其他国有医院均可以采取股份制改造成为混合所有制形式，以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内容，并承担纳税义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方法改制的公立医疗机构，被称为公私合伙医疗机构。

是否能够提供医疗救助，还要看政府的支付能力

记者：9月底媒体广泛报道，我国医改未来的方向是，基本医疗(主要是小病)由政府提供保障，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对于这种方案，您做何评价？

杜乐勋：小病、大病和特大疾病是一个不太科学的老百姓说的大实话。科学的提法是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和灾难性疾病医疗救治。

具体而言，就是政府承担基本医疗的兜底责任；富人发生灾难性疾病可以通过商业医疗保险分担风险；缺乏支付能力的穷人发生灾难性疾病，则要依靠政府建立的特困医疗救助经费予以解决。

灾难性疾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支出达一定程度时，家庭会因病致贫的状况。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提供医疗救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医疗救助，还要看政府的支付能力。

政府承担的基本医疗是指在政府财政能承受的情况下，对没有条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由政府提供基本的最必须的不可缺少的医疗服务。为了避免消费者道德危害和提供者诱导消费，接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人员也要承担一定费用。至于缺乏支付能力的特困人群，可使用政府特困医疗救助经费，但需要自己提出申请，经过医疗机构审核同意后，报请有关机构批准执行。由于政府的特困医疗救助经费有限，需要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在管理上，就要防止走后门、搞特殊化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记者：您预计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怎样？在推行中是否存在障碍，执行难度有多大？

杜乐勋：新医改方案的推行，势必要求各地政府在承受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对基本医疗服务开列目录清单。清单的内容包括基本药物目录、基本手术目录、基本检查目录、基本治疗目录等。超过目录清单所涵盖范围的，患者自己又无力承担的，就要通过医疗救助解决。

执行难度可能有多个方面，有认识难度、管理难度等。在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都有一个指标叫做“排队率”。比如说，实际接受肾透析的排队居民占应该接受肾透析的排队居民的百分比。目前，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爱尔兰和英国等，仍有一些国家存在排队率过高的问题，百姓很不满意。这其中肯定会有腐败现象。这也是新医改方案推行中存在的障碍之一。